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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福巷16号

时间:2014-07-28 作者:未详 点击:

  多福巷16号是我的家,原本是丁玲的家。
  
  1951年,丁玲从东总布胡同22号中国作家协会迁入多福巷,1951年夏,和陈明两口子在颐和园云松巢休养,一个星期天的下午,罗瑞卿陪毛泽东看她,丁玲迎上去拉住他的手在廊前坐下,大家边吃西瓜边聊天,轻松愉快。
  
  1952年3月,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,丁玲享誉中外,多福巷投来大小作家钦慕的目光。忙里偷闲,闲庭信步,一家人在葡萄架下摆盘围棋优哉游哉。
  
  庭前有两树海棠、一架葡萄,是刚搬来时公务员夏更起栽的。夏更起系作协所派,但丁玲不要作协开工资,她自己也放弃领工资。
  
  海棠花由粉红而粉色而白色,花期绵长,灿若织锦,风来摇曳,婀娜多姿。开花时节,文友咸集,笑语欢声,主人忙待客,滔滔不绝,满院子春的气息……
  
  谁承想,局势突然恶化。熙熙攘攘的院子里顷刻冷冷清清,地上布满了主人沉重的足迹。
  
  我住进多福巷后,听邻居说多福巷多么多么有福,胡同口上住进个大名鼎鼎的女作家,宾客如云,门庭若市,连外国人都找上门来,可到后来,再也没有见门口有小轿车停放,再也没有看见有人敲她家的大门,一大早的,就看见他们两口子出门,形影不离,脑袋耷拉着,一脸的晦气。
  
  1958年,春天到了,东西运走了,整个院子空了,庭前的海棠开了,繁花依旧,丁玲坐在葡萄架下陷入沉思。
  
  刚刚越冬的葡萄藤,没有一星半点的嫩枝绿叶,形容枯槁。
  
  6月,54岁的丁玲举家放逐,戴罪边陲。多福巷是她命运的拐点。挥手自兹去,再不回头。
  
  丁玲前脚被赶出,我们后脚搬进来,共四家:诗人邹获帆,管外事的杨子敏,翻译家李文俊、张佩芬。人去楼空,屋里院内,依稀可见丁玲的身影。葡萄的枝叶依然枯萎,葡萄架下保存着痛苦的记忆,记忆折磨着气盛一时的“文小姐”、“武将军”。1936年,她32岁,保安的大窑洞里众星捧月,看稀罕儿,感喟有加,热情过分,又是宴请又赠诗。“保安人物一时新。洞中开宴会,招待出牢人。”“纤笔一枝谁与似,三千毛瑟精兵。”丁玲再忆当年:“延安枣园里的黄昏,一钩新月,夏夜的风送来枣花的余香,那样的散步,那样的笑语,那样雍容大方,那样温和典雅的仪态,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。”20年后,“招待出牢人”的人又亲手将出牢者下牢入狱。
  
  多福巷毗邻大豆腐巷,“多福”者,豆腐也,心想,应是“小豆腐巷”的更名无疑。但是错了。去年3月,我特意走访胡同的街坊,从西走到东,从多福巷走到大豆腐巷,都说没听说过多福巷改过名。有位老年妇女,好记性,口齿伶俐,从她记事起,这条胡同就叫多福巷,打日本鬼子那阵子也叫这个名字。她说,多福巷靠北这一排住的全是日本人,并指认说,你们住过的这座四合院,当年住的也是日本人,日本投降以后,他们腾出房子,离开北京,我家老祖宗才搬了进来,我家门牌13号,丁玲那会儿是16号。丁玲在的时候,热闹着了,洋人出出进进,一反右,两口子的脸耷拉了下来,一身的霉气,大跃进,俩人不见了,“然后你们搬进来了吧?面生啊!噢对了,华侨大厦盖大楼,又把你们轰走了不是?”
  
  迄今52年矣!路过多福巷,耳边总响起《茶馆》里王利发掌柜指天捶胸的呼喊声:“我得罪了谁?谁?皇上、娘娘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,单不许我吃窝窝头,谁出的主意?”
  
  呜呼,拆的拆了,死的死了,历史翻过沉重的一页。殷鉴不远,悲剧难再,别了,多福巷16号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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